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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产生、发展与衰落的历史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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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的产生、发展、兴盛与衰落，几乎发生于同一时期。它们的产生、发展、兴盛不是在文化与国力都很强盛的雍正、乾隆时代，而是产生、发展于道、同、咸、光之际。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更深层次社会历史的原因，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
一、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动因
渴望政治变革，期求生活安宁是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产生的历史动因。清王朝在康熙、雍正、乾隆走向繁荣昌盛的顶峰以后，开始逐步走向衰败，尤其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到精神文化走向全面崩溃的边缘，由一个充满自信的世界强国，一落成为被西方列强奴役欺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和真龙天子的皇权权威受到巨大冲击。封建统治对文化艺术的沉重桎梏开始逐步松动，新生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迅速孕育成长。各种政治、文化思潮开始涌动，艺术创作氛围逐渐宽松。艺术创作由单纯为统治者服务开始走向民间，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趋于融合。渴求变革，期待安宁成为这一时期精神文化生活和艺术创作的主流。而一贯负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文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希望通过艺术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渴望与期待，反映人民大众的心声与愿望。线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正是这一时期文人艺术家以此来充分表达对社会政治变革的探索与追求的艺术再现。
二、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仅仅具备了历史动因和文人艺术家的创作冲动和欲望还能造就浅绛彩瓷绘艺术和刻铜艺术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艺术创造的广泛社会基础，包括：高水平艺术家的广泛参与，艺术家创作与劳动大众的紧密结合，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一定欣赏水平和消费能力的艺术品消费阶层；艺术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相一致；有适应艺术创新所必要的技术水平相支撑。
道光、同治时代正是具备了浅绛彩瓷绘艺术和刻铜艺术产生所必须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和技术方面的所有条件。
“浅绛”原本是元代绘画艺术家运用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以淡赭、花青为主渲染而成的山水画。清末民初，一大批书画艺术家突破传统，一改长期以来瓷绘作品由宫中发样，工匠艺人照样描绘填色，工正有余，艺术性不足的流水生产方式，以文房用品、生活用品，陈设瓷等瓷胎为介质，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为颜料，由书画艺术家在瓷胎上进行绘画或书法的独特创作，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经低温（650℃—700℃）烧制，创造出一种特有低温彩釉艺术品。从此，淡雅清新，风格飘逸，融汇诗、书、画为一体的浅绛彩瓷绘艺术诞生了，并由此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创作形式。
铜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悠久历史中最精粹、最传统、最富有民族性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与内核。从夏、商到周、汉，从司母戊鼎到马踏飞燕铜奔马，从四羊方尊到曾乙候编钟，古代无数聪明才智的匠师为青铜造型与錾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不懈努力和艰辛创作，留下了辉煌的艺术成果。为我国铜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物质、文化与技术基础。青铜器的造型艺术、錾刻艺术、铭文书法艺术是我国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的源头，更是清朝中晚期刻铜艺术产生发展的基础。每个龙的传人，从灵魂深处都有着铜文化的烙印，从血液里都流淌着深刻的铜文化的韵律，对铜文化的喜爱与生俱来，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坚实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
刻铜艺术与浅绛彩瓷绘艺术一样，产生于清朝中晚期，以陈寅生、张樾臣、姚华、齐白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书画艺术家和雕刻家以生活用品（如铜香炉、香薰），文房用品（如铜墨盒、铜镇纸）等铜制品为介质，突破传统的錾刻艺术束缚，以刀作笔，以铜当纸，以线条为中心，以阴文刻、阳文刻、双钩浅刻为主要形式，通过刀刻的深浅、粗细，阴阳虚实的变化，广泛汲取平雕、竹雕、篆刻等创作技法，进行个性鲜明，表现独特的绘画、书法创作，从内容到形式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创作形式与途径。
刻铜艺术与浅绛瓷绘艺术并列为清末民初我国两大新的艺术创作与表现形式，成为历史长河中鲜明独特新的艺术创作种类。
三、二者的异同之处
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有着许多共同点与相似之处，但同时也有着各自独特表现。
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的产生、发展与衰落所处的时代基本一致，其艺术的创作风格、表现形式和内容也有很多共同的相似之处。二者都产生发展于清朝中后期，衰落于解放初期；都以文人的广泛参与和主导为最显著特征，这也是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能够在艺术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虽然二者的代表人物各不相同，但二者的艺术风格、表现内容都极为相似；浅绛彩瓷绘艺术和刻铜艺术都非常清晰地有着基本相同的两个阶段的发展兴盛时期：浅绛彩瓷绘艺术一是以程门（1833年—1908年）、张子祥、金品卿等为代表的同治、光绪时期，另一是以王琦（1884年—1937年）等“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民国时期；刻铜艺术是以陈寅生（1830年—1908年）为代表的清同治、光绪时期，另一是以张樾臣（1883年—1961年）、姚华（1876年—1930年）、齐白石、陈师曾等为代表的民国时期。
二者都以民众最为喜闻乐见的题材作为创作内容，以民众最为常见的瓷质和铜质材料为创作介质，以民众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品、文房用品为创作对象，贴近大众生活，与那个时代的大众欣赏情趣相吻合，为民众所接受。
不同之处：一是二者的创作介质不同。浅绛彩瓷绘艺术是以瓷胎材料为介质，而刻铜文化艺术是以铜质材料为介质；二是二者的表现手段不同。浅绛彩瓷绘艺术运用不同色彩的颜料，由书画艺术家直接在瓷胎上进行创作，创作完成后再进行入炉烧制成浅绛彩瓷绘作品，刻铜艺术则是以铜代纸，以刀作笔，在铜质材料上直接创作，通过经营自主权组合变幻，刻画创作书画作品，刻铜艺术作品一般首先由书画艺术家在铜器上先进行书画创作，书画创作完成后，再由书画艺术家或雕刻家按画稿进行二次雕刻创作完成；三是虽然时代基本相同。但代表性书画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交叉创作现象；四是创作与发展的中心不同。浅绛彩瓷绘艺术以景德镇为中心，全国其他各地书画家效仿创作，而刻铜艺术则以北京为中心，全国其他地方书画雕刻家效仿创作。
四、嘎然衰落的社会根源
一种艺术的产生、发展是许许多多方面因素共同孕育催生的结果，而它的衰落或消亡只需要一个关键性因素的出现，或使之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的消失就足可以做到。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之所以从产生、兴盛到衰落整个发展过程仅仅只有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造成他们短暂存在的原因或许有很多是有其特殊的方面。目前，比较多的说法，也是研究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浅绛彩瓷绘艺术的衰落是由于高温彩瓷技术的产生与引进，而刻铜艺术的衰落是由于钢笔、圆珠笔、铅笔的广泛使用。不可否认，以上方面是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衰落的重要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但笔者认为，致使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突然而迅速地退出艺术创造舞台，或者说由一时兴盛到猛然嘎然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迅速变革，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突然更迭，使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经济基础轰然倒塌。全社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消费倾向、消费结构和消费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的欣赏，消费阶层迅速消逝。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不仅在上层领域消失了思想基础、文化基础，同时也失去了经济基础。由此看来，即使高温彩瓷不产生，钢笔、圆珠笔不产生，浅绛彩瓷绘艺术与刻铜艺术作为特定阶层的欣赏消费艺术品，也同样会被其他更加符合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新的精神文化风尚的艺术形式所取代。
以上是本人通过对浅绛彩瓷绘艺术品和刻铜艺术品的对比与研究，得出的一些浅显认识以供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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